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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3年6月10日，亚历山大去世，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疾，年仅33岁。亚历山大的一生可谓传奇，他既是不可战胜的，也是不可意料的：仅仅十年，他已征服世界，而随后仅仅一年，他便撒手人寰。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世人全都措手不及。当他死在巴比伦的消息传到雅典时，演说家德玛德斯鲜明体现了公众的反应，他大声喊道：“亚历山大死了？不可能。要是那样整个大地就会散发出他尸体的恶臭。”
历史上，和亚历山大一样建立丰功伟绩的大有人在。比如李世民，正所谓“太宗十八举义兵，……三十有五致太平”，包括不可一世的突厥在内，大半个东亚都臣服在他脚下。太宗驾崩时，在长安的四夷之人，闻丧恸哭，剪发割耳，流血洒地，甚至还有两位突厥大将请求殉葬，足见“天可汗”之受爱戴。亚历山大则不然，他死时没什么人给他哀悼，死后也没什么人为他讴歌。他的功业震古烁今，但阿里安却感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功业既无人用散文记述，也无人用韵文歌颂。虽然当时并非完全没有记载，但我们现有的历史记述确实都是几百年后才写成的。跟生前的辉煌相比，亚历山大身后多少显得有点落寞，但这显然不是由于阿里安所说的“运气不好”，而是跟他的性格和所属政治文化环境有关。
八岁那年，亚历山大驯服了一匹无人能够驾驭的烈马，当时他父亲腓力二世激动地亲吻着他的脑袋说：“孩子啊，去寻找与你相称的王国吧，马其顿已经容不下你了！”知子莫如父，建立一个比马其顿大得多的帝国正是亚历山大一生的梦想，他甚至担心他父亲会把一切功业都抢先做完，以致他无从施展抱负。建立一个帝国最快捷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征服一个帝国。在这点上，亚历山大非常幸运，跟大流士三世的两次会战就让他基本拿下了波斯帝国。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亚历山大还想着继续扩张，直到临死前他还在和将领们商讨征伐阿拉伯一事。扩张不奇怪，奇怪的是亚历山大似乎只知道有打天下这回事，却不知道有治天下这回事。从印度回来后，他就觉得无所事事，完全不知道今后的人生应该干些什么。对此，另一位帝国创建者奥古斯都震惊地说道：“亚历山大竟然没有觉得治理一个帝国要比赢得一个帝国更艰巨得多。”没错，亚历山大真的不觉得，他压根就没把治理帝国提上过日程。
实际上，枯燥而琐碎的帝国管理从来就不是亚历山大的人生理想，他想做的是阿基琉斯那样的盖世英雄，一个“高贵的国王、强大的枪手”。明明是统帅，却偏偏喜欢做猛将、做勇士，连“第一个登陆亚洲者”这种荣誉他也要包揽在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他心里住着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充满幻想，争强好胜，以征伐为己任，但并不以天下为己任。甚至连结婚生子他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简直令人羞耻。这也好理解，毕竟床上的销魂体验也就那么一两分钟，而战争所带来高潮快感可要长久得多。
当然，把问题仅仅归咎于“不成熟”那也太简单了，亚历山大的许多做法其实也是所处政治文化环境的要求。亚历山大喜欢冲锋陷阵，以致在印度时差点因此丧命，这不能单纯说是出于匹夫之勇。李世民作战时也常常亲冒锋矢，以身犯险，但到了征高丽时他就不能再这样了，连奇计险招也不能用，他想用，大臣也会劝阻。因为他已经是皇帝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皇帝是不能冒险的，亲征原本也是没必要的；就算天子守国门，最好也在门里待着，到门口打仗那是将士们的活。而在马其顿和希腊的政治文化中，国王或者领袖理应亲自上阵，元首的威望很大程度上系于个人的勇武。在史诗中，不仅阿基琉斯，还有统帅阿伽门农等，他们都要上阵杀敌。在现实中，斯巴达领兵出征的必定是国王，伯里克利在将军一职上也是连选连任。罗马就更不用说了，共和国时期没有军功怎能在政界立足？到帝国时期，多少皇帝本身就是军队拥立起来的。随着边疆局势日益恶化，皇帝不得不长年留驻；当两端顾不来时，就只能东西分治了。波斯帝国也是如此，从开国的居鲁士到亡国的大流士三世，御驾亲征可谓家常便饭。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中，亚历山大热爱征战，也必须征战；秦始皇坐镇咸阳就能统一天下，对亚历山大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这种军功政治文化更近于“霸道”，而非“王道”；如果尚征伐而不重仁义，耀武功而不宣文教，那势必不能长久。波斯和罗马都是征服诸多民族而成的大帝国，但它们至少统治核心就在本土，主体民族也占有优势，足以维系帝国的统一。但亚历山大帝国不一样。亚历山大以武力经营天下，表面上所有人都臣服于国王，其实内部矛盾重重。亚历山大帝国所面临的困境比任何一个帝国都严重，占统治地位的马其顿人是少数，统治中心区又远在两河流域。马其顿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亚历山大不仅没能调解，反而自己把三方都得罪了。他日益和波斯人亲近、以谋反之名杀害以帕美尼翁为代表的保守派，这让马其顿人心生不满；毁灭忒拜、剥夺城邦的自由，这让希腊人充满愤恨；灭人之国，还火烧圣城波斯波利斯，这自然会激起波斯人的敌视。他又自命为神，这更是招致所有人的反感——也许埃及人除外。诚然，亚历山大不乏政治手腕，但帝国的长治久安需要的是政治智慧。强迫马其顿人和波斯人集体联姻，这种策略不足以消解冲突，也不能实现所谓的“人类大同”，更不可能让他变成一位“天可汗”。
亚历山大曾有当时最优秀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导师。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提出了现在仍然很有影响的政体理论，但这些对亚历山大并没有多少帮助。不仅亚里士多德，还有柏拉图、伊索克拉底等最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们所提出的都是基于城邦体制的政治理论，根本无法应对新兴大帝国的问题。中国的诸子百家就天下归一提出了“王霸之辩”等思想，这些为统一后的帝国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理论。中国古代是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这既是“王霸之辩”滋生的土壤，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但古希腊不一样，他们的城邦多半是民主制或寡头制，对他们来说，王政属于遥远的过去，斯巴达的国王也不过是任职终身的统帅罢了。亚历山大的许多做法在希腊人看来完全是倒行逆施。在希腊人的政治文化中，自由是他们极为珍视的，但亚历山大却把它剥夺了；平等——至少相对的平等——也是他们（以及马其顿人）特别重视的，但亚历山大却要求人们对他行卑躬屈膝的匍匐礼；人神之别是不可逾越，但亚历山大却要求人们承认他是神。奥古斯都在掌握大权之后，极力回避与王政、独裁有关的事情，以免触碰罗马人的禁忌，还假意说他重建了共和国。亚历山大与此不同，固有的政治文化越来越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一开始他还能假意迎合，到后来他的手段就越发粗暴，乃至不惜违犯政治和宗教上的禁忌。既然希腊和马其顿不能满足他，他就转向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埃及可以让他成为神之子，波斯可以让他体验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国王日益东方化，逐渐变成了一个专制的、不可捉摸的暴君。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这种毫不顾及被统治者利益的政体是彻头彻尾的僭主制：“这种独裁统治因而得不到人们的拥护，因为任何一位自由人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这种暴虐统治。”
当然，亚历山大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僭主，也不觉得他的做法有损统治基础。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他无疑会认为自己属于天生的君王，而天生的君王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德性和能力是如此之杰出，很可以把他们比做人群中的神。”在亚历山大眼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德性，德性才是他统治的基础。在中国，“德”也是统治的基础，但此“德”非彼“德”。中国文化里的“德”既指道德，也指恩德；君主有“德”，即个人要有道德品行，还要施恩德于天下。而希腊和马其顿文化中的“德”（arete），并非道德意义上的“德”，其基本含义是卓越；这种卓越包括任何方面，可以是言辞上的卓越，也可以事功上的卓越。卓越之人就是有德之人，而最有德之人就是最优秀的人；就像《伊利亚特》所说，“要永远做最优秀者，超乎他人之上者”。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皇帝不用也不能上战场，而希腊罗马的君主却需要战功。对他们来说，勇武是最大的德性，只有强者才配赢得帝国。所以，当别人问他要把王位传给谁时，弥留之际的亚历山大说得很直白：“给最强的人。”
德性如此重要，让人不能不重视。中国古人强调“修德”，“寡人”是寡德之人，要努力修德，然后以德化民，即所谓“德治”。古希腊人则推崇“示德”，不仅要有德，还要把德充分展现出来，让时人和后人知道。阿基琉斯有荷马帮他名垂千古，而亚历山大也决心不让自己的成就湮没无闻，为此他任命了一个随军史官卡利斯特涅斯，以记述他的辉煌功业。显然，这跟中国的“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的理念大不相同。中国史学强调借鉴和反思，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但古希腊史学别有兴趣。希罗多德说他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修昔底德回顾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历史，只是想说明当前的战争才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战争；阿里安撰写《亚历山大远征记》，明确是为了传诵国王的功业。可以说，很多时候希腊人不是真的对过去多么感兴趣，而只是想让后人知道现在或者先前某段时间有多么辉煌；他们的历史记述有很强的展示和纪念意味，他们偏爱当代史，喜欢展现当代人的德性。不用说，亚历山大更是如此。他不会去反思，“我小邦马其顿怎么就灭了大邑波斯”，更不会去总结“波鉴不远，在巴比伦之世”。相反，他只觉得胜者为王，他现在的德性已如此之杰出，完全有资格封神，所有人都应匍匐在他脚下。谁要是不把他捧上天，他就送谁上西天。
于是我们看到，包括卡利斯特涅斯在内，那些不愿给亚历山大捧脚的保守派陆续被他以谋反的罪名杀害。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马其顿人可算希腊人的一支，差别在于，马其顿本身是一个相对落后的部落式王国。王国内部没有希腊城邦那么平等，但也没有波斯帝国那般严格的等级尊卑关系；实际上国王与封臣们处于同一等级，他是他们的最高领主，是同等地位者中的最高者，以“王”的身份维持着脆弱的权威。腓力比较克制，他小心地遵循这种传统，甚至不会以“国王”自称，而亚历山大的做法无疑在打破这样的政治传统。在保守派眼里，亚历山大日益背弃马其顿的传统，越来越不像他们的国王了。反过来，亚历山大也非常厌恶他们，非将他们除掉不可。但是，杀戮并不能服人，只会带来猜忌和怀疑。所以不难理解，一直以来都有种说法，说亚历山大是被人毒死的；有学者甚至认为，谁先下手为强，亚历山大就是被他的高级将领佩狄卡斯和安提帕特等人组成的军人集团杀死的，瓜分帝国的阴谋早已预先达成。
当留守马其顿的安提帕特听说帕美尼翁被杀时，他说：“如果连帕美尼翁都谋反，那还有谁值得信任？如果没有谋反，那又是怎么回事？”安提帕特提了个好问题：“谁值得信任？”马其顿的历史充满血雨腥风，宫廷政变层出不穷。腓力死于刺杀，亚历山大在征战中也遇到不止一次的谋反，无论真假。我们知道，曾子三省，“忠”“信”各占其一；所谓忠、信，“尽心于人曰忠，不欺于己曰信”，二者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特别是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而，马其顿人（以及希腊人）并没有“忠”的概念，他们只有“信”（pistis）的概念；他们的“信”也跟“言”有关，因为“信”来自“说服、相信”。二者似乎有点相近，但终究不一样。“信”是一种消极的概念，要求较低，只要“不欺”即可，没有背叛便可谓信；而“忠”则是一种积极的概念，标准较高，要求“尽心”才行，做到极致大概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忠”的要求，当王朝末世、风雨飘摇之时，中国总有仁人义士站出来，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而当波斯帝国即将灭亡时，我们看不到波斯的忠臣；同样，当可怜的孤儿寡母被杀时，我们也看不到亚历山大的忠臣，我们只看到一个个将领自立为王。
确实，“忠君报国”这种思想对马其顿人来说太过陌生，它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政治文化。安提帕特不会问“谁是忠臣”，只会问“谁值得信任”，而当他这么问时他其实就已经不“信”了。当然，安提帕特的问题也是亚历山大的问题。亚历山大对手握重兵的将领充满不信任，但却没有考虑建立一个有效的分权和制衡体系。他采取的是肉体消灭的清洗模式，这反倒使问题越发严重。事实上，当大家认为亚历山大不会从印度回来时，各地总督就开始显露出叛离的迹象；从他死后的发展来看，似乎所有的将领和总督都不值得信任。他活着的时候还能约束他们，但这种权威完全系于他个人的超凡魅力，朝廷本身无力节制那些封疆大吏——实际上中央就没有一个像样的朝廷。亚历山大想打破马其顿传统的君臣关系，但他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他想采用波斯的方式，但马其顿人并不接受。他一死，一切很快就又回到了马其顿政治文化的运转轨道上。“我预见了自己盛大的葬礼竞技会。”这是亚历山大临终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话一语成谶：为了展示自身的德性，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强者，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用战争搞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葬礼竞技会”。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弱智弟弟和遗腹子——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共同执政。担任摄政的是佩狄卡斯，但是，“每个人都怀疑他，他也怀疑每个人”；其他将领也是各怀鬼胎。托勒密率先劫走亚历山大的遗体，从而引发了继业者战争。佩狄卡斯在征讨托勒密时兵败被杀，摄政转而由安提帕特担任，他和托勒密等人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不久，安提帕特也去世了，局势再次动荡不已。佩狄卡斯无力掌控全局，远在马其顿的安提帕特甚至连这种意愿都没有，他死后唯一有兴趣也有可能再次统一帝国的是占据亚洲的安提柯。然而，公元前301年的伊普索斯之战彻底打碎了统一的美梦。此前，两位国王先后被杀，亚历山大帝国实际上已经灭亡，在安提柯“紫袍加身”之后，其他继业者也相继称王。不过战争还没有结束，几番胶着，直到公元前276年才最终形成托勒密、塞琉古和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就这样，继业者们为亚历山大奉献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葬礼竞技会”，然而最强者并没有诞生，亚历山大在天有灵大概会很失望吧：“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继业的各位——都是垃圾！”
说到底，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和希腊）政治文化塑造出来的一个传奇人物。这种政治文化激发他去征服世界，却没有激励他去治理国家。更糟的是，在征服之后，这种政治文化已无法满足亚历山大的愿望，也不能应对新兴大帝国的统治问题。原来孕育亚历山大的这个池子日渐局促，已经装不下他这条巨龙。腓力预见到马其顿王国将承载不了亚历山大的野心，却没有预见到马其顿的政治文化也将无法适应他的大帝国。旧有的政治文化与新建的多元帝国存在严重的错位，这是亚历山大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帝国内部最大的危机。他试图引入新元素，吸收波斯的政治文化，但遭到强烈抵制。而后他又过早离世，这就使得问题再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他继往，但并未开来；他是天纵英才，却辜负了所处的时代。“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这一评价用在亚历山大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作为国王，亚历山大深刻感知到了自己的政治困境，想突围，却没有成功。所以，尽管建立了当时最庞大的帝国，但他所留下的遗产却主要是消极的。他没有创造一个令人神往的盛世，而只留下了近三百年的动荡。他毁灭了波斯帝国，最终导致近东的政治秩序倒退千年，又回到地区大国争霸的时代，整个世界再次生灵涂炭，到处散发出他尸体所带来的恶臭。在这种情况下，能有多少人愿意为他歌颂呢？他去世那天，巴比伦的编年史官淡漠地写道：“国王驾崩，今日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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