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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海德格尔与索福克勒斯》

含混的“人颂”与民主政治

索福克勒斯的用意

中心形象：克瑞翁（P73）

人为立法是民主政制的成因，也是民主政制的体现。（P74）

索福克勒斯关注的问题很可能是：民主政制的人为立法的限度究竟何在。（P74）

从剧作的情节和结构来看，《安提戈涅》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让国家理由与亲情伦理显得都是片面的，而是在展现民主政治崇尚的人为立法的困境——索福克勒斯身处民主政制鼎盛期，他可能更关注种种人为的制度创新，而非片面伦理的辩证冲突。（P76）

克瑞翁的政治抱负

通过最低限度的律令来建立政治秩序，有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或者实现技术化的统治。（P76）

歌队表示异议（P76）

δεινός 译作“神奇的”

卫兵用过两次，一次用在安提戈涅身上，一次在克瑞翁身上

人自己学会语言、理智和生活规矩，似乎为的是“逃避”自然状态，进而逃出自然状态——这意味着政治的起源来自人逃避自然状态的冲动。（P87）

荷尔德林与索福克勒斯

康德—费希特的启蒙哲学是海德格尔的肃立歌解释的前辈荷尔德林的解释语境。（P92）

有充分的文献证明，海德格尔的十六页《安提戈涅》第一肃歌解释表明他在追随荷尔德林。（P92）

我们遇到一个解释学上的困难：应该从启蒙（或者反启蒙）的视域来理解索福克勒，抑或从索福克勒斯的视域来理解启蒙。（P93）

《安提戈涅》第一肃立歌不仅对理解前苏格拉底哲人至为关键，而且对于批判从柏拉图到康德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至为关键。

海德格尔跟随荷尔德林“往回看”

荷尔德林对“古希腊人的真正本质”的理解的“指引”：

地球上所有的圣所都环绕着一个地方，而现在萦绕着我的窗户的哲学之光是我的欢乐；愿我能留住这我一路至此的所在！（P113）

什么样的哲学之光？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解释：

这种光乃是那种光亮，它在“让……重新显现”的能力中，在反思力中，使一切在场者具有在场之亮度。这种光的特殊之处，即它是“哲学的”光，来自希腊；这一点已经由它的名称φιλοσοφία透露出来了。在这里，存在之真理已经作为在场者的闪现着的解蔽而原初地自行澄明了。在这里，真理曾经就是美本身。（《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通过荷尔德林，我们认识到“古希腊人的真正本质”的“指引”乃是康德启蒙哲学所高扬的“反思力”。（P114）

问题因而并非仅仅在于“向前看”抑或“往回看”，海德格尔的解释清楚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如何“往回看”——在什么样的“思想光亮”中“往回看”。（P115）

思想史的谜团在于： 
何以荷尔德林这个康德信徒成了海德格尔反康德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时倚重的思想前辈？追随荷尔德林的海德格尔何以找到超越“现代水域”的水域？（P119）

也许相反

通过海德格尔和他的精神“导引”荷尔德林，今人无法理解古希腊精神，当然也无法理解索福克勒斯，倒是可能很好地理解启蒙后的现代精神困境。（P119）

海德格尔如何读索福克勒斯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的基本思路是，解构逻各斯与逻辑思辨的内在关联，恢复逻各斯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在海德格尔看来，逻各斯脱离与自然的关联转而与逻辑（思辨）相关联，为西方思想陷入现代性厄运埋下了开端。（P120）

海德格尔力图重新理解前苏格拉底哲人对在与思的理解。当说到帕默尼德的箴言 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 被译作“思与在是一回事”时，海德格尔把这种译法定性为严重误解——正是这一误解决定了西方思想的未来命运；因为，据海德格尔说，如此误解和错译使得“思与在是一回事”成了西方哲学的“指导原则”。（P120）

要求得正解，得先把握帕默尼德对“人”的理解，要破除“对人的习常观念”，要解构。

海德格尔给出了阅读古典文本的第一道工序——“解构”。（P121）

历史=有事情发生

海德格尔与解释学的重生

海德格尔便现身说法，谈起了自己如何被“带入语言”的思想经历——除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提得最多的是荷尔德林，因为对他一生的思考具有指导意义的，并非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是荷尔德林的颂诗……海德格尔告诉日本客人：足以说明他的思想追寻的，非荷尔德林的颂诗《莱茵颂》莫属。（P143）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说《存在与时间》是从存在出发关注语言，后来的道路就是从语言出发关注存在——“语言的本质”问题就来了……无论如何，间歇之后，话题直奔“语言的本质”。（P146）

从澄清“解释本身”入手……何谓“解释本身”？海德格尔圆润词源：“解释学”的名称源于希腊语的动词ἑρμηνεύειν [解释]，动词源于名词ἑρμηνεύς [解说者]，普通名词源于专有名词“诸神的信使”——Ἑρμῆς [赫尔墨斯]，（P148）

海德格尔抛弃了解释学？

是的——抛弃了狄尔泰、施莱尔马赫意义上受基督教神学规定的解释学（P148）

当然没有——从“解释学”这个名称的希腊语词源重新取回“解释学”，把它界定为对诗人所言说的东西的解释，而诗人——当然是原初意义上的诗人——是“赫尔墨斯”（P148）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想要掀翻整个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奇妙的是，他采用的是讲授“形而上学导论”的方式——即使海德格尔用对索福克勒斯诗句的解释置换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从而表明现代的启蒙教育最终会失败，理性教育并不能使（P156） 
人成长，以至于海德格尔看起来在主张回到传统的诗教，他对康德启蒙形而上学的批判说到底依然基于同样站在康德“现代的水域”中的荷尔德林对古希腊精神的歪曲……《形而上学导论》结尾时引用的荷尔德林诗句像是在指示一条走出启蒙形而上学的“路”，但这条“路”本身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教育）。（P157）

智术师“对人之在的诗意构思”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解读《安提戈涅》第一肃立歌为的是勘定西方形而上学在何处误入歧途，反过来讲，也就是要勘定，西方思想可以在何处回归对“在”的正解。（P168）

这三个文本的共同之处在于：普罗塔戈拉的新文明论在三个文本中的位置都处于与启蒙和民主政治的关系之中，尽管戏剧重心各有不同。（P169）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关注的重点是智术师与启蒙（教育）的关系，《安提戈涅》关注的重点是智术师与民主政治现实的关系。

但反过来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同样以民主政治现实为背景，《安提戈涅》也同样以启蒙（教育）为背景。（P169）

克瑞翁得知尸首被掩埋后，合唱歌队便唱起第一肃立歌；歌队唱完肃立歌，安提戈涅随即出场。因此，第一肃立歌前三个曲节所包含的普罗塔戈拉的新文明论，实际同时指向克瑞翁（P169） 
和安提戈涅的戏剧动机：两人都是普罗塔戈拉新文明论的被启蒙者。（P170）

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是典型民主政治式的冲突：安提戈涅体现了如今民主智识分子所崇奉的公民不服从原则。（P171）

但这是诗人笔下形头等出来的女性形象，并不代表诗人自己。（P171）

安提戈涅并非自己为自己立法，而顺从神们的律法。（P174）

民主政治式的冲突的重大特色之一便是：冲突双方所依据的理据都是同样自体自根的。

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之间的冲突便是如此：冲突双方的伦理不是片面的，而是绝对的。（P174）

人的δεινότερον [更厉害] 在于自己为自己立法，歌队说安提戈涅是αὐτόνομος，那么安提戈涅同样体现了人的δεινότερον [更厉害]。 （P175）

总之，克瑞翁和安提戈涅互不妥协的行为，都自智术师（P175） 
的启蒙教育：信靠人“自己学成”的理性，尽管他们两人认定的信念完全不同，启蒙教育使得他们都“得意地胆大妄为”——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两人都有见识，有过多的“言辞和思想”，这是智术师启蒙的结果。（P176）

因此，总体来看，《安提戈涅》第一肃立歌的特色在于：将普罗塔戈拉的新文明论与具体的城邦事件（尽管是诗化事件）联系起来，从而对新文明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P176）

在新文明论眼里：大地不再是人敬畏的对象。

由此可以想见，依照智术师的教诲，人在大地上的生活品质以渎神为前提，不再有神性的约束。（P176）

既然人获得技艺性智慧后最终仍然不能征服哈得斯，人在大地上的渎神就最终受到了限制。（P178）

在歌队看来，无论人如何折腾大地，大地仍然是属于神的，哈得斯（冥府）为人在大地上的生存设立了界限，这个界限是道德政治的界限：人生活在大地上必须信守“发誓要履行的神们的义”。（P178）

尽管人在哲学智慧指引下获得了种种技术性能力，甚至获得了“有规有矩的群性”，人显得成了靠自律生活的生物，但索福克勒斯让我们通过克瑞翁与安提戈涅的冲突看到：人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在道德和政治上具有决断善与恶的能力，凭靠人“自己学成”的“有规有矩的群性”（恰切的含义是民主政治原则），人的生活在政治上、道德上变得更不稳靠、更无所适从。（P179）

对“人颂”的质疑和批判尤其见于肃立歌的最后曲节

肃立歌前面三个曲节的“人颂”似乎表明，信奉人的政治能力的时代已经到来，（P179）第四曲节却让人的如此政治潜能直接面临政治上的道德困境。（P180）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犯罪的既是克瑞翁（违迕发誓要履行的神们的义），也是安提戈涅（违迕地上的法律）——民主政治使得人性变得非常极端，最终暴露出的是人在道德上的不牢靠。 （P180）

索福克勒斯让歌队在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一开始唱出智术师式的“人颂”，实际是在揭示冲突双方的精神来源。（P182）

如果克瑞翁和安提戈涅都分别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精神——克瑞翁体现的是法律秩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安提戈涅体现的是公民不服从，那末，歌队要让雅典观众思索的便是影响自己时代的智术师派的民主—启蒙教育。（P182）

海德格尔与苏格拉底问题

借助笔下的肃立歌，索福克勒斯实际上是在批评普罗塔戈拉“对人之在的诗意构思”。

倘若如此，海德格尔把肃立歌当作索福克勒“对人之在的诗意构思”，显然不恰当。（P182）

海德格尔解释第一肃立歌时的问题要害在于：对索福克勒斯的诗作“施暴”，以便从人的政治性回到人的自然性。（P183）

海德格尔通过解读索福克勒斯的肃立歌，目的在于证明柏拉图主义的重大失误，以便回到苏格拉底之前清明的自然理性。（P186）

为什么指向柏拉图

原因恐怕是因为，海德格尔预先把西方思想史上的根本失误的开端算在了柏拉图主义头上——海德格尔返回前苏格拉底的行动基于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是一回事。（P186）

关键在于，海德格尔的柏拉图理解来自早期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恰恰以苏格拉底批判为标志。（P186）

如果苏格拉底与智术师曾有共同的老师，苏格拉底为什么以及如何离开第一量，恰恰是柏拉图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值得我们充分关注的问题。（P188）

无论如何，尼采—海德格尔所遇到的问题，兴许柏拉图已经遇到过，并试图加以解决。倘若把柏拉图当作柏拉图主义来看待，我们就错过了一次回到古希腊思想的重大机会。（P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