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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不容易，普及历史同样也不容易。作为古代史学习者和研究者，当有人问我推荐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书时，我时常有些尴尬，因为平常所接触的多是专业的外文学术著作，适合大众的并不多见，而能够叙述整个世界古代史的就更少了。我一直很期待能看到世界古代史方面优秀的中文普及读物，因此当我看到理查德·迈尔斯的《古代世界——追溯西方文明之源》时心里还是很欣喜的。
迈尔斯是悉尼大学的古典学教授，著述广泛，涉及迦太基、罗马及汪达尔北非，他的《迦太基必须毁灭》此前已经引进中国，颇受好评。作为专业学者，迈尔斯学术扎实，曾领导过迦太基和罗马的考古挖掘工作，但更为难得的是他并不自限于象牙塔内，而是积极参与历史普及工作，和英国广播公司合作推出《古代世界》系列节目，亲自担任节目编剧和主持人。《古代世界》一书实际上就是该节目衍生出来的，其目标群体就是普通读者。《古代世界》文笔流畅轻松，没有过多的生僻名词，章节末尾还有丰富的彩图，加上“甲骨文”系列一贯的精美制作，因此这本书确实非常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
此书题为《古代世界》，但它并未涉及中国和印度，也不讨论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所叙述的是近东和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正如副标题所说，此书是在“追寻西方文明之源”，所谓“古代世界”其实就是古代西方世界。对西方人来说，古代主要是指古希腊罗马；又因为古希腊罗马并非原生文明，其源头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所以西方人叙述历史通常是从近东文明开始。这种叙述通常脉络比较清晰，能够以线性的、编年的方式展开，便于建立知识体系，是历史教材常见的编排体例，知名的《剑桥古代史》也是这种套路。迈尔斯采用这种四平八稳的叙述框架，这表明他的历史书写属于“正统派”。比迈尔斯稍晚，迈克尔·斯科特出版了另一种《古代世界》，其副标题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一部古代全球史”，它的叙述模式属于“全球史派”。
这两种叙述模式各有利弊。全球史派的叙述强调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要跳出西方的范围，在斯科特的书中中国和印度也都是分析的重点。不过，真正的全球化其实是近代才有的，是在经济力量推动下出现的现象，而古代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战争带来政治征服，有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后经济交流才可能大规模展开，古代的经济全球化毋宁说是政治一体化的副产品。政治扩张总是有极限的，各大帝国都有自己的边界。因此，古代的全球化至多是局部的全球化，各大文明体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独立的。由于各文明之间的直接影响有限，古代史领域中的全球化叙述往往就是比较式的叙述，以某些主题为中心，将希腊、罗马、中国、印度等放在一起做比较。比较当然可以带来新思路，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可能是时代划分的错位。西方的古代史通常截止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属于中世纪，但中国古代史显然不会断在南北朝，对近东和印度而言，古代中世纪的划分同样也很难适用。斯科特的著作看似跳出西方的视野，但它的“古代”截止于公元4世纪，这就说明它所谓的“全球史”其内核仍是西方中心主义。
眼下全球史方兴未艾，但流行的未必比传统的更好。斯科特的古代全球史适合有基础的读者阅读，迈尔斯的作品更便于读者从头了解古代史。不过，迈尔斯的《古代世界》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它的西方中心主义非常突出，全书六章有四章是关于希腊罗马，而统治近东两百多年的波斯帝国只是在叙述希波战争时才追溯一下，这与波斯帝国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其次，迈尔斯的叙述实在是太过传统，全书终于基督教的胜利，对现在已经很有影响的“古代晚期”连提都没有提过。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古代晚期”研究逐渐热门，“古代晚期”的概念代表着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是对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论的一种突破。但这些在迈尔斯的书中完全没有反映。
迈尔斯没有采纳全球史，但接受了另一个时髦的概念——文明史。在绪论中，迈尔斯说“本书不是一部人类历史，而是关于文明的历史”。作者没有给“文明”下一个定义，但他指出，“文明发端于人类明确跳出亲属群体，开始在更庞大更复杂的社群里相互协作、共同生活和劳动的那一刻”。在书中，所谓更复杂的社群就是城市，城市是文明的基础，是“创造文明之所”。迈尔斯认为文明跟文化是不一样的，“文化是天生的，而文明则是后天打造的，是人造的”。迈尔斯做这种区分意在强调文明的脆弱，文明不是什么一劳永逸的东西，而是一种需要人类费尽心力仔细维护的“在产品”，对文明的最大威胁正是人类自身的破坏天赋。
的确，许多文明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不见。如果不是发现了泥板文书，两河流域数千年的辉煌就真的被人遗忘了。《古代世界》就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讲起的。六千年前，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乌鲁克，文明从此诞生。但城市并非完美的创造，迈尔斯认为，“城市存在的悖论便是，当它给予居民新的安全感时，也同样创造了新的脆弱性。这份安全，是以丧失自主为代价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悖论也适用于国家。国家给人民带来秩序和安全，但这种需要人民让渡一定自主性的秩序和安全同样十分脆弱。两河流域历经城邦争霸，发展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帝国没有万古长存，但充满韧性的文明仍在演进，并且在不断传播、不断扩展。迈尔斯认为，贸易才是文明的巨大引擎。相对隔绝的埃及尽管成就非凡，但影响并不广泛。与之相比，两河流域的商业贸易把西至地中海、东到阿富汗的广大世界联系了起来。作者不惜篇幅，接连引了五段亚述商人的信件，生动为我们展现了那些闯荡天涯的商人们的喜怒哀乐和家长里短。贸易当然重要，但贸易网络的出现有赖于当时由亚述、埃及、赫梯组成的大国俱乐部所建立的政治秩序。当传说中的海上民族摧毁了赫梯等众多国家和城邦后，那张联系东西方的贸易网络也就不复存在了。
毁灭往往也孕育着新生。青铜时代终结后，“文明会在新的铁器时代里复兴，经由战火的淬炼，变得比从前更坚固、更顽强”。两河流域诞生了古代最可怕的战争机器——新亚述帝国，之后则是以“空中花园”闻名世界的新巴比伦，再往后则是疆域空前辽阔的波斯帝国。在西面，腓尼基人则编织了一张比之前更大的贸易网。不过，对西方人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希腊的重生。迈尔斯毫不讳言，“希腊性”所代表的理念和价值观乃是西方人身份认同的根本，而他对希腊文明的叙述是围绕这样一个议题展开的：“我们应被如何管理才最优？”希腊人提出的许多政治理论今天仍未过时，但是他们的实践却很难说得上成功。“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打破了人们关于寡头制或民主制能够打造首善之邦的信仰，还让很多希腊人重新评估政治自由相对个体安全而言的优缺点。”最终，将“希腊性”扩展到非希腊世界的既非雅典，亦非斯巴达，而是崛起于边鄙的亚历山大帝国。
对于亚历山大，迈尔斯虽然承认“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标志性历史形象”，但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因为亚历山大只是建立了一个异常脆弱的帝国，他在东方的远征更是充满堂吉诃德的意味。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而真正把世界希腊化了的其实是他的继业者们。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这波希腊化运动最耀眼的成果。不过，这一切最终都被罗马人收入囊中。罗马最初不过是亚平宁半岛中部一个不起眼的城邦，它何以能征服世界，将地中海变为内海？迈尔斯认为，罗马扩张最强大的引擎乃是极具竞争性的民族精神，它是罗马统治阶层的标志。在内部，政治职位不够竞争，于是罗马人建立以任期制为代表的政治规则；在外部，竞争必然引发与其他民族的冲突，所以，“迦太基必须毁灭”。扩张既带来财富和权力，也引发种种危机。格拉古改革没有成功，却证明元老院的权威是可以挑战的。危机愈演愈烈，内战已不可避免，最终帝国在内战的废墟上建立了起来。
在迈尔斯看来，罗马帝国与共和国不同，它是有使命感的：“罗马帝国推广一种在政治、法律、文化和宗教方面相互包容的模式，而这在古代世界是前所未见的。”罗马帝国尝试解决地方认同与世界大同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全球化日益深刻的今天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多数人身上，罗马化是成功的、顺利的。可遇到了基督教后，帝国却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罗马帝国没有驯服基督教，反而被基督教征服了。原本经常受打压的基督教笑到了最后。
以上便是《古代世界》的主要内容。显然，和叙述模式一样，此书的观点也相当正统的，既没有特别新颖独特的，也没有容易招人非议的。这样的书有利于入门者初步建立历史框架，但对专业人士和对古代史有相当了解的读者来说就价值有限了。另外，作者提供的参考文献实在太少了点，有些直接引语也没有出处。这也是一大不足。
最后有必要就翻译问题说两句。中文翻译总体上很不错，读起来很愉快。不过，由于译者并非专业人士，译文存在一些知识性错误。例如，第155页“黑暗时代的终结（公元前12世纪）”实际上是“青铜时代崩溃（公元前12世纪）之后的黑暗时代”。有些地方本是同位语，但译者翻译成了不同的主体。中文译名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译者把“阿庇乌斯大道”翻译成“亚壁古道”，这跟学界的习惯译法相差甚远，有时让人不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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