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陈寅恪

陈寅恪是近代的史学大师，既擅长考据，也极具非常之史识。所治之学从不局限于史学，而贯通于文史哲诸多领域。思想深刻，而又时常被人目为保守。其一生坚持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尤为当代人所景仰。作为大师级史家，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因此以下只略谈关于陈寅恪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生平及人格

陈寅恪生于1890年，而卒于1969年，为江西义宁人，家世显赫。其先人都有经邦济世之志。祖父乃晚清有名的陈宝箴。陈宝箴为人正直，既有济世之志，也有济世之识见和魄力。早年先入曾国藩幕府，后走入仕途，多与郭嵩焘、张之洞等晚清名臣交游，互相推崇和赏识。戊戌变法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积极推动湖南新政。但陈宝箴在思想上更接近郭嵩焘、张之洞，作法上主张稳健缓进，而不同于康梁。其父陈三立也是追随其祖父，一脉相承。

陈寅恪的家世对其影响很大，包括人格和思想的形成、治史领域的选择（不直接研究晚清近代史）。

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在陈家并未消失。陈家教育是很进步的。陈家自有家学渊源，设有家塾，但不求死背，不应科举；陈寅恪本人幼时也好读古籍。同时，陈家也办新式学堂，使子弟自小接触西学。陈寅恪13岁（1902年）即到日本留学，后又几次到欧美留学，直到1925年回国。陈寅恪留学不为学位，只求学问，重点学习了多种语言文字。因此，陈寅恪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十分深厚的，不仅奠定了后来成就的根基，也树立了其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主体观念，形成自己的文化态度。家学开明，也使陈寅恪不会排斥或崇拜西学，反而能自觉取其所长，融汇贯通。此后一生，其实思想精神基本不变。但是，陈寅恪本人也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 ,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说明也是有一定变化。

1926年，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1937年，抗争爆发，北平沦陷，陈家南迁，先至长沙，后到香港，又辗转西南。1940年还曾准备从香港前往英国牛津任教，但因战争而未能成行，反而被困香港，至1942年5月方逃回内地。战时流离，极为穷困，在此期间，陈寅恪丢失许多有眉注的重要书籍，一些著作无法完成，双眼也逐渐失明。但陈寅恪仍致力于学问，基本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名著。也仍十分坚持独立自由之精神，反对国民政府所要指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顾孟余，而要选胡适来继承蔡元培的院长之位。被困香港时，据说日军曾送去面粉，但陈寅恪夫妇坚辞不受，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而内战又来，重回清华园不过两年，在1948年12月陈寅恪为避战火离开北平前往上海，不久又到广州。尽管傅斯年一再催促，但陈寅恪对国民政府已极失望和鄙夷，最终仍没有跨海入台。

建国后，陈寅恪一直留在广州。在前八年生活安定，教学和研究还算正常；中间八年受到思想上的批判，便不再教学，但仍著述，生活也还受优待。到“文革”时期，遭到抄家批斗，身心疲惫，最终在1969年病逝。陈寅恪双目已失明，在黄萱的协助下继续著述，虽有马克思主义改造和对其个人的批判，但陈寅恪的“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他不反对现政府，同时也坚持独立自由之精神，不同意以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对于“文章唯是颂陶唐”这种说话只能歌颂的现象也多有不满。建国后，陈寅恪的著作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

陈寅恪晚年自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于友朋。”这是其真实写照。陈寅恪为王国维所碑铭，赞曰“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也是其人格的自我表达。

不好谈时政，又饱含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热忱

二、史学方法：史料考据、了解之同情与长编考异之法

陈寅恪生于新旧交替时代，新旧交融，旧学基础深厚，西学也了然于胸，卓然自成一家，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 ,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寅恪学术基本功扎实，既继承乾嘉考据之学，精通小学，广搜史料，又深谙西方之东方学的语文考证之法，能应用二十几种外文，融汇中西，故而“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陈寅恪十分强调“广搜群籍”，掌握原始材料，发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认为“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意，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喜聚异同，宁繁毋简，主张“在史中求史识”。陈寅恪评论王国维的学术时说“一曰取地下之遗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其实也是他本人治学的表述。对史料的重视直接影响了他治史领域的选择。上古史资料残缺，而疑古之风又盛，多臆测而少定论；晚清近代史资料繁多，寅恪本人也较为熟悉，只是因家世而有所回避（怕动感情而不客观）。正如其自言中古史材料足征，又常有地下材料出土相互释证，也有外国史料相互补正；其在欧美所学也多为东方语文与中亚史地，对史料的掌握和发现，较他人更有优势。（陈寅恪对上古史和晚清近代史也有深入研究但不似中古史那样正式发表。）陈寅恪对史料如此重视，以至于划入“史料学派”。

陈寅恪虽说继承清代考据学，但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批评清代学者“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重在“在史中求史识”，看似考证的文章谈论的都是中国历代兴亡的问题。钱锺书评论陈寅恪是“讲宋学，做汉学”。

陈寅恪在解释材料、讨论问题的方面提出了其独树一帜的态度和方法，即所谓“神游冥想”的“了解之同情”。精于考据的陈寅恪深知“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古人所处之环境、背景难以推知，故而须对古人表一种同情。同时，陈寅恪也紧接着指出“此种同情之态度 , 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现代人容易在对今日所见材料进行综合搜集和系统整理时，有意无意间加入当下自身的臆测，导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今人对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评价甚高，也认其为陈寅恪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但桑兵对此有不同意见。桑兵认为“即使神游冥想之下,于古人持论的苦心孤诣真能具某种了解同情,也只不过是猜出可能,见仁见智。这岂是欲将史学做到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精确的陈寅恪治学的理想境界?”这只是陈寅恪对冯友兰“在两方面相对于学界的时趋而给予有条件的肯定”，一为“整理国故的乱象”，二为“古史辨的偏蔽”。陈寅恪的评议，“对于冯友兰的著作固然还可以说是褒奖 , 但要视为陈寅恪本人治学方法的表述 , 恐怕就不止是勉强了。”至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实应为长编考异之法。

一般人把它作为陈寅恪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时，没有首先注意到陈寅恪是有所针对而作的，而桑兵则多在“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这一点上作文章，认为陈寅恪“不仅不主张使用，甚至认为一般不可用”，否则“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进而强调陈寅恪的“述证”一面。

回顾原文，陈寅恪提出“了解之同情”乃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之中，首先是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进而如桑兵所指出的，是针对“整理国故的乱象”和“古史辨的偏蔽”而发的，而这种学风又可追至清代经学。陈寅恪评论“清代之经学与史学 , 俱为考据之学”，“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 , 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 而治经学, 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 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夸诞之人”常常用此残缺材料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由此看来，陈寅恪所批评的“穿凿傅会之恶习”重点是针对经学和上古史而言；对于史学，陈寅恪明确说明其解释有所限制，是否真为“了解之同情”，这是可以判断的。桑兵将陈寅恪所批评的扩大化了，把陈寅恪本人述证与辩证两方面分离开来，不妥。而且，桑兵似乎对“了解之同情”有所误解，即以今人之情感去“同情”古人。但显然，陈寅恪所说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指古人之境界，说的是以古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从具体研究来看，陈寅恪是广泛运用“了解之同情”这一态度和方法的。一方面，他明确反对穿凿傅会之恶习的，他批评梁启超的《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是“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另一方面，他自己运用此法广泛，例如对元稹对崔莺莺始乱终弃所作的唐代社会风尚的分析、对钱谦益的失节降清的分析等等，不一而足。再者，如陈寅恪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所述，“如回忆前在绝岛, 苍黄逃死之际, 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 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 国论是非之纷错, 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可见，确实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此需有深厚考据功力之人方可为之，否则确有流于穿凿傅会之险，而陈寅恪正是重视史料而且精于考证，故其用之而得心应手。

至于考证之法，陈寅恪尤好长编考异。其批评清代以来，穿凿傅会，擅改古书文字，而推崇杨树达《论语疏证》，评论道：“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 并间下己意, 考订是非, 解释疑滞, 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 , 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 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 , 树一新楷模也。”长编考异之法，“喜聚异同 ,取材详备”，陈寅恪推崇此法，恰是为防穿凿傅会之恶习。许冠三评论道“不仅由于此法可令史料源流自明,异同自别 ,与史事演变自现 ,更重要的 ,是它最易予人以身历其境的实感”。乃如前所引《陈述辽史补注序》，陈寅恪之所以能“心通意会”，一为“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二即为有长编考异之体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见，了解之同情与长编考异之法是相辅相成的，而非桑兵所论之对立。不仅如此，“长编考异于比较异同中寻绎历史因时空改变而发生的衍化以及无限延伸的事实联系,”深含“通古鉴今”之精神，更易达于贯通的境界。了解之同情与长编考异之法，二者亦会通于此境界。

综上，陈寅恪对史料是极其重视的，具体到治史的研究方法上时，则主要有了解之同情与长编考异之法，其又主张“从史中求史识”，两种治史方法终究是为其贯通境界所服务的。“通古鉴今”的精神才是治史根本所在。

 

 

参考书目：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第98页。

侯宏堂：《陈寅恪对“宋学”的现代诠释》，《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第84页。

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页。

原创文章，转载请先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