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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夜不知晓，日落云寒苦终宵。既无心睡觉，又无心写论文，于是翻翻《庄子》，聊作消遣。读到《渔父》篇，颇为惊艳。以前主要读内篇，对杂篇不甚留意，这会儿才发现杂篇里也有好文章。

《渔父》可算是一篇小小说，虚构了孔子被一位不知名的渔父教导之事。孔子之于《庄子》，犹如苏格拉底之于柏拉图。只不过在柏拉图笔下，通常是苏格拉底在教导别人，而在《庄子》里，却时常是别人在教导孔子，特别是《盗跖》篇，对孔子简直刻薄。然而，《渔父》这篇却让人有一种读《论语》和《孔子世家》的感觉。无论文风还是思想，这篇肯定不是庄子的手笔，当是庄子后学，但作者对孔子应该是相当了解的，虽然批判，字里行间却隐约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开头孔门师徒坐于杏林，弟子读书，夫子弦歌鼓琴。这时，有一位渔父，“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最后两句尤妙，渔父认真听曲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也说明孔子的弦歌鼓琴还是很动听的，连渔父都特意下船来听。这倒也不奇怪，孔子本人音乐造诣很高，他曾经向师襄子学鼓琴，先学其曲，再习其数，再得其志，最后得作曲者之为人，竟能从音乐中想象出作曲者“其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孔子是怎么开脑洞想象出来的，这无从得知，反正师襄子是服了，避席再拜，说这就是《文王操》。在齐国听了《韶》乐，更是美得他“三月不知肉味”。孔子也会作曲，沒事还喜欢和人对唱：“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虽然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我想肯定不会是“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一曲听完，渔父问子贡和子路，弦歌鼓琴者是谁、钻研什么学问。了解到孔子性服忠信、身行仁义后，渔父笑着说：“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说完便走了。孔子得知后，推琴而起，惊叹：“其圣人与！”于是追了出去，向渔父虚心求教。这个段落也是似曾相识。当孔子来到楚地时，楚国的狂人接舆路过孔子身边，唱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孔子一听，便下车想要和他交谈。不过，接舆快步离去，孔子没能和他说上话。而在这里，渔父正准备撑船离开，回头看到孔子赶来，便转过身来答话，还赞叹孔子虚心好学。孔子本身既博学多识，又不耻下问；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孔子便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庄子》虽然喜欢批判孔子，但从不否认孔子的好学精神。在《庄子》里，孔子不仅向渔父、老子学习，甚至向自己的学生学习。颜回琢磨出“坐忘”，孔子便说“丘也请从而后也”，他要向颜回学习“坐忘”。

孔子有心求教，渔父秉着“同类相从、同声相应”的精神，也不吝赐教。他批评孔子既无君王之势，又无大臣之职，却要修饰礼乐，整治人伦，教化百姓，这实在是多事。应当谨慎修身，保守本真，把外物还与他人，这样就不会受累了（“谨修而身，谨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而所谓“真”，即“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勉强哭泣的人也许看着悲痛，其实并非真的哀伤；真正的悲痛没有哭声，却极尽哀伤。能够做到“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便是圣人，反之便是愚人。

《渔父》的核心便是一个“真”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畏影恶迹”的寓言：有人害怕身影、厌恶足迹，想要避离影迹而跑了起来，跑得越多足迹就越多，跑得越来越快而影子却总不离身，自以为跑得还不够快，于是奔跑不休，终于力尽而死。所谓庸人自扰，莫过于此。

孔子听完教导，请求跟从渔父受业学道，但渔父拒绝了，说“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这与孔子的“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渔父随后撑船离开，沿着芦苇岸悠然而去。临行前，渔父连道：“子勉之！ 吾去子矣，吾去子矣！”这一重复有一种回声之美，仿佛声音就在耳边，随着船只渐行渐远。而在岸上，颜回掉转马车，子路递过拉着上车的绳索，但孔子头也不回，一直等到水波平定，听不见桨声方才登上车子。弟子们的细心服侍反衬出孔子对渔父的恭敬。心直口快的子路对此不满，于是孔子把子路批评了一番。那句“甚矣，由之难化也”，跟《论语》里的“野哉，由也”如出一辙。

《渔父》所刻画的孔门师徒应该是《庄子》里最贴近《论语》和《孔子世家》的。其他篇章大多只是借用孔门师徒的名号而已，跟真实人物相距甚远。而这一篇，单单开头的杏林鼓琴，就颇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格调。想必作者也是熟读《论语》，兴许原本就是儒家弟子，后来才转向庄子。虽然批判儒家，但并没有特别激烈的言辞，对孔子经邦济世之心多少还有同情的态度。

渔父似乎原本不知道孔子，但这只是作者的一个虚笔。孔子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名震天下，他好几次遇到隐士，这些隐士没有不知道孔子的。在蔡国，孔子曾派子路问津，长沮和桀溺反过来问驾车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子，这俩人便说：“是知津矣。”还劝说子路：“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又有一次，子路落在后面，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人，问他有没有见到夫子，老人反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老人家没有明说是谁，但很可能他之前已看到孔子路过，当子路过来时，他知道子路问的就是孔子。子路告诉了孔子这事，孔子一听便知道此人乃“隐者也”。渔父叹息道，“惜哉，子之早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这表明他对孔子其实是非常熟悉的。

其实渔父认不认识孔子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作者想要刻画一位隐士，而这位隐士本该是耕农，而非渔父。像长沮、桀溺和那位老人，都是耕田的农夫，这也才符合中原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就职业而言，先秦隐士有南北之分：北耕农，南渔父。渔父是南方水乡特别是楚地隐士的典型形象。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屈原的《渔父》。屈原慨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劝他“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但是屈原和孔子一样执着，他“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明白屈原的志向，便不再相劝。他微微一笑，划桨而去，边划边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庄子与屈原大约同时，这篇《渔父》的作者必定在屈原之后，其创作很可能借鉴了屈原的《渔父》。可以想见，这位作者应该也是楚人，否则他不会虚构渔父这样的形象。孔子曾经到过楚地，如果把背景设定在这一阶段，那渔父的出现是合情合理的，可文章的背景却偏偏是鲁国的孔门圣地——杏坛。渔父跟中原的人文地理殊不相容，这种设定实在有点违和。这是作者的疏忽吗？以作者的学识来看，他似乎不应该犯这种我都能觉察出来的错误。我宁愿相信作者是有意这样构思的，他苦心孤诣，就是要虚构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渔父。

虽然表面上有点违和，但从文章的立意考虑，渔父其实要比耕农更加适合作者所要刻画的隐士。隐士当然可以是耕农，但这样一来就少了一种疏离感和神秘感。耕农毕竟有固定的田地，就算离开了也容易找到他。孔子就问渔父其家舍所在，他要过去受业学道。而选用渔父就可以把这一问题回避过去，因为渔父居于水上，未必有家舍。再者，渔父悠然而至，再倏忽而去，轻摇桨橹，便消逝于芦苇丛中，立时就有一种相忘于江湖之感。故事原本就是虚构的，飘忽不定、神秘莫测的渔父无疑是最佳的隐士形象。渔父与杏林确实违和，而这也许正是作者有意制造的一种冲突，即以渔父为象征的庄学和以杏林为象征的儒家之间冲突。渔父是一种隐喻，代表来自楚地的异质的道家思想，渔父和杏林之间违和恰恰彰显了两种哲学思想之间的碰撞。用耕农恐怕就难以制造出这样一种文化意象的张力。

这种手法让我想起《维摩诘经》也是类似的套路。世尊及其十大弟子、诸天菩萨是大小乘共同尊奉的，大乘要批判小乘，少不了要涉及这些佛教代表。世尊当然是不可批判的，但让世尊反过来批判十大弟子和诸天菩萨那也不妥。于是《维摩诘经》就引入了维摩诘这位“久成佛道”却又不在佛教体制内的居士。为教化众生，维摩诘现身有疾。世尊想派人问疾，但诸弟子、菩萨都表示自己的小乘思想曾受维摩诘呵斥而不敢前去问疾，最后是文殊师利带着大家前去。维摩诘和众人讲论佛法，到了高潮部分——不二法门时，诸位菩萨陈述了各自所理解的不二法门，而轮到维摩诘时，维摩诘黯然无言，于是文殊叹道：“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文殊虽也是大乘智慧的代表，但由他批判小乘、点破大乘，终究不如由教外的维摩诘来得彻底和震撼。引入维摩诘可以使文本结构更具张力，思想冲突也更为激烈。

渔父、维摩诘是纯然虚构的，但隐士这一群体却是实实在在的。古代的隐士常常多才多艺，能诗能文，其中特别契合我心的是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据说是因为齐高帝萧道成问他“山中何所有”，陶弘景才写了这首诗来回答皇帝。萧道成显然是想让他出山，但面对皇帝的发问，陶弘景的回答不卑不亢、云淡风轻：山中确实没什么，只不过有一些白云而已，白云不像山林里的其他东西，只能山中人自我愉悦，无法拿来向皇帝进贡。表面上是在说白云，其实也是在说自己，陶弘景以白云自况，只想像白云一样逍遥于山中，而无意像其他人那样，“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短短二十字，却既回应了问题，又点明了志向，字字透着“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的意趣。当初读到这首诗时，“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情绪油然而起。

不过，说起古往今来的隐士，最让我叹服的是唐代的李泌。此人乃真奇人异士，千古无二，没有人比他更当得起“奇异”二字。

李泌聪颖早慧，七岁能写文章，九岁已受唐玄宗赏识，时任宰相张九龄尤其喜爱他，乃至称其为“小友”。长大后又在太子府中当职，时常游历于嵩山、华山、终南山之间，仰慕神仙不死之术。安史之乱爆发后，太子即位，是为唐肃宗，他辅佐肃宗收复两京。后来又历经代宗、德宗，最后坐到了宰相的位置。

和其他祖尚玄虚、沽名钓誉、走终南捷径以博取功名的浮华之徒不同，李泌是个实打实的实干家，有谋略，有手腕，丝毫不弱于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面对安史之乱，他建议让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牵制中原的安史叛军，再命人攻取叛军老巢范阳，从而彻底消灭叛乱。可惜，唐肃宗急于收复长安，没有采纳这一战略，以致埋下河北藩镇割据的祸根。唐朝能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李泌的功劳不亚于郭子仪、李光弼，而后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地方，李泌也都政绩斐然。在德宗时一度独任宰相，李泌当时已老，表示精力耗竭，希望再任命一位宰相，结果德宗回答说，朕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找不到其他人选了。

然而，这位深受几代皇帝信任和重用的李泌并不愿当官。当初他向唐肃宗陈述天下大势，肃宗龙颜大悦，想封他官爵，但李泌不愿接受，只想以布衣身份做皇帝的参谋。收复长安后，肃宗召李泌饮酒，当晚同榻而睡。亲密到这种程度也就刘、关、张能比了。但是，李泌却借机请求归隐山林，自称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李白的这两句诗大概是给李泌准备的吧。

李泌归隐山林虽是平生夙愿，但也是为了回避政治纷争。作为皇帝眼前的红人，从肃宗到德宗，李泌受到了无数权贵的忌妒和排挤。肃宗放归山林，但代宗又把他召回；他本不娶妻、不吃肉，代宗强令他吃肉、为他娶妻。这样他又回到了政治旋涡之中。不过，他凭其才智，始终能够转危为安，乃至最后成了宰相。如果不是自身淡泊明志、清心寡欲，大概早就和其他权臣一样淹死在政治旋涡中了。《庄子·缮性》篇说得好：“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一方面，李泌赶上了时命；另一方面，李泌也把握住了时命，最终得以全性保真，免遭杀身之祸。

可惜，因为喜欢神仙佛道，李泌不受正统儒家士大夫的待见。《旧唐书》的评价尤为刻薄，直言其“狂妄浮薄”，并非宰相之材。《新唐书》虽然公允一些，评价李泌“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但也认为肃宗、代宗“不以宰相器之”，德宗因为喜好鬼神才重用他。毋宁说，这些都是偏见。秦皇、汉武迷信神仙，但并不妨碍他们的丰功伟绩；同样，李泌虽然好谈神仙，但做起事来却是脚踏实地。德宗曾对李泌说：“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这话才说得公道。

如果说陶弘景不愿出仕，做到了“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那么李泌就是“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至于后来担任宰相，俗务缠身，以致“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恐非李泌所愿。说李泌是圣人也许过高了，但称其为“真人”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在形形色色的隐士中，我只服李泌一人。最初在《资治通鉴》里读到李泌，当时真是惊为天人，但恨见识之晚。所谓大隐隐于朝，非他而谁！

不过话说回来，李泌这种人终究是凤毛麟角。喜好神仙方术、以化外之人自居者很多，但他们未必清心寡欲，也可能权欲熏天。在唐末和五代，以神仙方术进入政坛者绝非个例。以前的方士也就是炼炼丹药，骗骗皇帝，但这些人却充满野心，直接介入政治，以致祸国殃民。唐末淮南地区的军阀高骈，晚年迷信神仙方术，重用方士吕用之等人。吕用之谎称有人要刺杀高骈，他让高骈穿女人衣服躲到其他地方，他自己睡高骈屋里，夜里把铜器扔在台阶上，乒乒乓乓的，再洒上秘密准备好的猪血，假装发生过格斗。这种猪血剧情高骈居然信了，相信吕用之确实救了他。迷信的高骈最终毁在了吕用之手里。同样，五代时期闽国皇帝王延钧，也因为迷信神仙方术而搞得民怨沸腾。对《旧唐书》的编撰者来说，这些都是当代的事情。迷信神话方术所导致的祸害，他们大概耳濡目染，深恶痛绝，难怪他们会把李泌和其他靠方术上位的人放在一起，合为一卷。相比之下，百年后重修的《新唐书》就客观多了，与李秘合传的是“有王佐材”的房管等人。而后《资治通鉴》更是增补了许多事迹，否则就像袁枚所说，李泌“一代伟人，几乎黯然失色”。

只能说，隐士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并不容易。也许自己好好的，却无端受人连累。若被政治缠上，更是无处遁逃，正如东汉陈留老父所言：“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

是啊，网罗高悬，去将安所？去将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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